民国时期广西水灾危机与赈权让渡研究 ——以

赈灾活民一直是历代政府社会行政管理的重要内容，是政府管理的机制之一。对民国西江梧州水灾中政府赈灾的研究，不仅具有学术意义，更具有现实价值，它对当今的赈灾活民、廉政建设与建设西江-珠江经济带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。“让渡”是指某一社会行动者将自己所掌握的资源、责任和功能等转让给另一社会行动者的过程。社会学家贺立平在《让渡空间与拓展空间》将之运用于研究政府与民间社团关系，并指出 “中国政府与社团关系是让渡下的拓展关系”。学者刘琼芳首次将“让渡”应用于研究民国四川震灾［1］。“让渡”理论对研究民国梧州水灾政府权力问题具有借鉴意义。

目前，有关广西水灾的研究成果颇丰，但对梧州的水灾尚缺少全面系统性的研究①。此外，以往的研究还对政府赈灾评价较低，未充分揭示水灾与政府赈灾权利之间的复杂关系。因此，本文拟以民国梧州水灾为切入点，通过梳理档案，探究水灾分布状况、引起的人口危机与较为积极的政府赈灾工作，考察政府赈权的变化。本文讨论的空间范围基本上与广西境内浔江、桂江汇合成西江所流经的区域一致。以民国梧州市区为核心，包含其管辖的苍梧、藤县、岑溪三县与平乐区管辖的蒙山县，涉及梧州区驻地桂平与平南县的一部分［2］（P18-19）。

一、水患成因与分布状况

梧州位于广西的东部，扼“三江（桂江、浔江、西江）总汇”，把“两广（广西、广东）咽喉”，是粤港澳地区沿西江溯滇黔桂的必经之地，是有着2200年历史的区域中心城市。秦为桂林郡地；汉置苍梧郡并设广信县，为郡治、县治；明成化六年（1470）设总督府、总兵府、总镇府，成为广西政治、军事中心；清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五日（1897年6月4日），根据中英《续议缅甸条约附款专条》中“今彼此言明，将广西梧州府、广东三水县城江根开五通商口岸， 作为领事官驻扎处所”［3］（P21-22）。梧州正式开埠通商。开埠后，成为珠江流域仅次于广州的重要通商口岸城市，逐渐成为滇、黔、桂、湘、云的物资集散地与出入口的门户，广西的商贸中心与金融中心，因此也有了“小香港”的美誉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，广西70%以上财政收入、90%的进出口总值、三分之一工业总值来自于梧州，成为“当时任何一座城镇都无法比拟的广西城镇经济网络的总中心城市”［4］，故民国时期梧州在 “在广西经济上之地位，正无异上海之于中国。”［5］（P218）

但在梧州繁荣昌盛的同时，也面临着水灾频仍的尴尬。究其原因，一是浔江、桂江、西江上游生态环境的破坏。由于梧州上游森林“保护未周，焚毁时虞”，“原有林木亦复日渐减少”［6］（P245），加剧了梧州水灾的发生。二是民初以来长期的战乱破坏。从粤桂之战到蒋桂之战，从广西内战到抗日战争，战乱不断。三是新、旧桂系治桂对三农建设和防灾措施不力。广西模范省的建设，如县政改革、新民团建设等主要的政治和军事举措确实在治安和统一上具有成效，但对经济建设，尤其是三农和防灾方面，新桂系政府是失败的。四是民生穷困。诸因素使得梧州水灾更重。因此，为准确把握民国梧州水灾的情况，本文选择从纵向看年际分布状况，横向看地区分布状况。

关于年际分布状况。梧州水灾年际分布特点是不平衡的，主要表现在水灾洪峰与水灾等级两方面。首先，从月份看，水灾洪峰分布不平衡。梧州水灾常发生于夏季，洪峰集中在6月～8月。其中6月份洪峰出现15次，7月份洪峰出现12次，8月份洪峰出现10次②。其次，从年份看，洪水等级分布不平衡。由于特殊的地形，梧州15米为警戒水位，超过18米洪水上街。水位小于18米为无洪水，18米～19.99米为小洪水，20米～22.99米为中等洪水，大于23米为大洪水。民国时期梧州水位小于18米的 年 份 有 6 年 （1916、1921、1925、1938、1939、1941），18米～19.99米的年份有5年（1927、1928、1929、1934、1948），20米～22.99米的年份有18年（1912、1913、1917、1919、1920、1922、1923、1930、1931、1932、1933、1935、1936、1940、1942、1943、1946、1947）， 大于23米的年份9年（1914、1915、1918、1924、1926、1937、1944、1945、1949）。 民国38年中梧州有洪水的年份有32年，其中，小洪水比率为13.16%，中洪水比率为47.37%，大洪水比率为23.68%。③

关于地区分布状况。从横向看，民国西江梧州段分布具有突出的特点，主要表现为受灾程度不一和重灾范围扩大两方面。为了直观清晰地考察各地方38年间的受灾状况，本文选择以5年为一阶段进行统计制图，见次页图1。

文章来源：《梧州学院学报》 网址: http://www.wzxyxb.cn/qikandaodu/2020/1017/442.html